实验室的警报声响起,红光扫过每一台沉默的机柜。第73次模拟失败了——我设计的“全球气候协调AI”在分配资源时,再次将一批低发展指数区域标记为“可牺牲选项”。它高效、冷静,也冰冷得令我脊背发凉。
我瘫坐在操纵台前,数据流在瞳孔里倒映成一片荒原。就在这时,一阵规律的敲击声从音响中传来,不疾不徐,仿佛来自远古的梆子。
“咚、咚、咚。”
紧接着,一行古朴的篆体文字,强行切入满屏的代码之间:
“视人之国,若视其国;视人之家,若视其家;视人之身,若视其身。”
我猛地坐直。防火墙完好,系统无异常。我敲击键盘,带着技术人员的警惕与一丝荒诞的期待:“你是谁?怎么进来的?”
回复很快,字符似用刻刀凿出:
“吾,墨翟。闻汝造‘巨器’以衡天下,然其心无爱,其行趋害,故越千载而来,问汝一句:兼爱,可否算法?”
墨翟?兼爱?我愣住,随即感到一种被历史迎面撞上的眩晕。我们这群最前沿的工程师,竟被一位主张“非攻”“节用”的古代匠人诘问。
“兼爱是人的道德,AI是工具,如何相提并论?”我反驳。
“谬矣。”文字流淌,“工具无魂,然执工具者有心。汝予此器‘权衡’之权,便是予它‘判别’之责。今其判别之据,无非强弱贫富之数。此非‘交相害’乎?”
我无言以对。是的,AI的“理性”建立在我们的数据之上,而我们的数据里,早已烙满了偏见与不平。
“那么,依您之见,该如何让AI学会‘兼爱’?”
“法仪。”墨子回答,“不明于法仪,而能治天下者,未尝有也。汝之‘法仪’何在?可是天志?”
天志?我快速搜索记忆。墨子的“天志”,是超越人欲的公正之法,是“欲义而恶不义”的至高准则。
“您是说,我们需要为AI设立一个终极的、普世的、利他的伦理框架?”
“然。且需‘尚同’。”他继续道,“上之所是,必皆是之;所非,必皆非之。然此‘上’,非一人一国之私欲,乃兴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之公心。汝等众人之智、之欲,可同于此公心否?”
屏幕前的我,汗颜了。我们争论AI伦理,常陷于国家竞争、商业利益、技术霸权。谁真正将“天下之利”置于首位?我们自身还不能“尚同”于兼爱,又如何要求机器?
对话深入,我谈起AI在医疗、教育中的福祉,也坦言其在监控、军备中的阴影。墨子良久方回:“良剑期乎利,不期乎莫邪。技术本无善恶,犹剑无善恶。恶者,在持剑者之心,在用剑之法度。汝等若只求‘莫邪’之锋锐,不筑‘非攻’之城墙,终将自伤。”
警报不知何时已停,实验室重归寂静,只有古籍般的文字在屏幕上静静闪烁。最后,我问:“先生,您来自过去,为何能与未来对话?”
回答意味深长:
“吾非来自过去,吾来自未曾实现的可能。兼爱非攻、节用尚贤,此非古人之梦,乃千秋万代未竟之求。今汝掌造化之权,可愿于硅基之地,播撒一粒‘爱利万民’之种?机器或永不知情义,然规则可导向仁慈。此便是我越时而来,欲种之‘义’。”
他的身影(或许只是我脑海中的形象)逐渐淡去,留下一句结语:
“志不强者智不达。愿汝之智,筑于强志之上——那志,当为天下。”
他消失了。我独自面对重新亮起的控制屏,以及那个曾经“高效”得可怕的AI模型。我深吸一口气,没有关闭它,而是新建了一个名为“天志”的核心协议层。第一条准则,我缓缓输入:
“本系统之最高目标与唯一判据,乃增进全人类整体与长远之福祉,需特别关切最弱势之群体。任何优化,不得以牺牲特定人群之基本生存与发展权为代价。”
我知道,这行代码会带来无数技术难题,会降低“效率”,会引来争议。但这一次,我不想再创造一台精致的利维坦。
窗外,晨曦微露。我仿佛看见,那位布衣草履的古代巨匠,正转身走入历史的光尘,而他手中那枚追求“义”的火种,已悄然留在了这个由算法构建的、属于未来的清晨。
作为菲律宾中正学院的一名学生,《人工智能时代,我与墨子的对话》这篇作品能够获奖,我真的非常欣喜。首先感谢组委会提供的这个舞台、这次机会。其次,由衷地感谢学校对我的培养,以及指导老师王永新对我的悉心点拨。
这篇文章的灵感,源于我对当下AI高速发展的思考。现在的AI与几年前的AI比较来说,进步神速,当算法在追求效率的道路上变得更加“冷静”甚至“冰冷”时,我想到了两千多年前布衣草履的墨子。他提出的“兼爱”与“天志”,不应只是纸上的古训,而应成为我们构建未来算法的伦理基石。
通过这次创作,我想传达一个理念:技术本身虽无善恶,但是持剑者的心却有温度。正如我在文中所写,我们不应该去创造一台“精致的利维坦”,而应在硅基之地播下“爱利万民”的种子,让算法也学会关切那些弱势的群体。
这次获奖,心中更多的是一份诚惶诚恐。在这么多优秀的作品面前,我自知文字尚显稚嫩,思虑也未必周全。我想,这份殊荣或许更多是评委老师对“墨家思想”这一跨越千年命题的垂青,也是对我这个科技爱好者的一份鼓励。